《孔侍中帖》，为唐代内府摹本，现由卷改装成轴。日本东京前田育德 会藏。共九行，前三行为"哀祸帖"，后六行为"孔侍中帖"。此帖也是奈良时期由遣唐使带入日本，布施给东大寺。桓武天皇（737-806）留有"延历敕定"朱文印记。

　　《频有哀祸帖》摹本，纸本。纵26.9厘米。3行，20字。行书。字间倾侧、俯仰、钩连，笔画轻疾、圆转、牵引，结体多有取横势者。

　　释文 频有哀祸，悲摧切割，不能自胜，奈何奈何!省慰增感。

　　《频有哀祸帖》与《孔侍中帖》之间空白处，钤‘延历敕定’朱文御玺三处，与《丧乱帖》等同。

　　日本《支那墨宝集》称：‘昔我国光明皇后，举圣武天皇之遗，献于东大寺大佛，藏正仓院。唐天宝十一年(七五二年)，其中晋王羲之书拓本颇多焉。天应、延历、弘仁之间，渐复尽献于大内。奈世既德久，大半散佚，片断仅存。此所藏者，盖其一。

　　接帖之处，有延历御府之玺。’‘延历敕定’即是‘延历御府之玺’。延历是日本桓武天皇的年号，其元年为公元七八二年。日本学者考订《孔侍中》与《丧乱》二帖，是《东大寺献物帐》中著录的。此《献物帐》是日本圣武天皇卒后，皇后将其遗物供佛的帐目。圣武天皇卒于公元七二九年。那么，以上王羲之的书迹传到日本时，至少在七二九年以前。这是王羲之书迹传入日本最早的记载。这些书迹，被视为日本的国宝。

　　《黄庭经》，王羲之书，小楷，一百行。原本为黄素绢本，在宋代曾摹刻上石，有拓本流传。此帖其法极严，其气亦逸，有秀美开郎之意态。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原文载于南朝《论书表》，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后因传之再三，就变成了《黄庭经》了。

　　因此，《黄庭经》又俗称《换鹅帖》，无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现在留传的只是后世的摹刻本了。

　　《乐毅论》 小楷，梁模本有题款“永和四年（348）十二月甘四日书付官奴”。据说原石曾与唐太宗同葬昭陵，或说《乐毅论》之书在武则天当政时散人太平公主家，后被人窃去，因惧来人追捕，遂于灶内焚之。王羲之《笔势论》中对王献之说：“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篇，贻尔臧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诸友。”他用自己精心创作的《乐毅论》作为范本，又以《笔势论》作为理论，从虚与实两方面启发王献之的悟性，导引其进入书学的正轨。从现存的本子中还可看到笔画是灵动的，横有仰抑，竖每多变，撇捺缓急；结构上或大或小，或正或侧，或收或缩；分布则重纵行，不拘横行。从整体上言，在静穆中见气韵，显生机。

　　《姨母帖》行书，纸本，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唐摹万岁通天帖》之一。字间多断、顿挫，除“奈何”两字上下牵连，其余都字字独立；笔画凝重、朴拙，其“哀痛摧剥，情不自胜”的心绪直露无遗。

　　释文：臣十代再从伯祖晋右车将军羲之书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顿首顿首。顷遘姨母哀，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因反惨塞，不次。王羲之顿首顿首。

　　此本质地为白麻纸，系唐代物，一些字有明显勾笔痕迹，当属唐人勾摹本。此卷直至明代，一直被认为是褚遂良摹本，后董其昌在题跋中认为“似永兴（虞世南）所临”，后世就改称为虞世南摹本，清代梁清标还在卷首题签“唐虞世南臨禊帖”。因卷中有元代天历内府藏印，故亦称“天历本”。

　　此卷用两纸拼接，各14行，排列较松匀，近石刻“定武本”。但点画与褚遂良摹本相近，点画较圆转，少锐利笔锋。勾描的墨色清淡，气息古穆。据考证，此本当为唐代辗转翻摹之古本。

　　卷中共有宋、明、清诸家题跋、观款17则，钤印104方，另有半印5方。其中前拼纸上所钤元内府“天曆之寶”朱文印、后拼纸下所题小楷“臣张金界奴上进”一行，均真。后隔水所钤宋内府印，以及第一尾纸上宋代魏昌、杨益题名和明初宋濂跋均系后配。以后接纸上的明人题跋、观款，均真。

　　此卷历经南宋高宗内府、元天历内府、明杨士述、吴治、董其昌、茅止生、杨宛、冯铨，清梁清标、安岐、乾隆内府等处收藏。曾著录于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张丑《真迹日录》、《南阳法书表》、汪砢玉《珊瑚网书录》，清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绿汇观》、阮元《石渠随笔》及《石渠宝笈•续编》等书。清代刻入“兰亭八柱”，列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