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僧大雅等集晋王羲之行书碑刻。开元九(七二一)年立于长安。此碑又名《吴文碑》徐思忠等刻字,因此碑尚存下半截,故又名《兴福寺半截碑》,计三十五行,每行二十三、四、五字不等,中空三行,现在陕西省博物馆碑林。清代杨宾谓唐代集王书者有十八家,推《圣教》为第一,《兴福寺》仅次于《圣教》。字行流畅,摹刻精良,是研究王羲之书法的重要原碑刻。 此碑明万历年问出土于陕西西安,《墨林快事》谓:“集人大雅乃兴福寺僧,故世谓之《兴福帖》,其集王字顾独得其精神筋力,是以书家重之”。旧拓本第二十行“四序”之“四”字完好,八行“断裁”之“断”字“斤”部未损,解放前文明书局、日本博文堂、艺苑真堂社、二玄社及日本《书苑》曾影印出版。
王羲之 《游目帖》又名《蜀都帖》纸本 摹本, 纸本。11行,102字。草书 日本广岛安达万所藏,毁于火。
释文: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 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 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 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游目帖 又名《蜀都帖》。摹本墨迹。此帖一百零二字,是王羲之信札中字数较多的一件。
《右军书记》著录。此帖宋、明两朝皆在民间,清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入内府,咸丰、同治年间赐予恭亲王,后归日本广岛安达万藏所有,内藤湖南曾为安达氏书跋。
王羲之《远宦帖》纸本(摹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据宋代一位名叫黄伯思的学者所指,《远宦帖》是《十七帖》中的书信。公元332年时 ,王羲之在武昌担任庾亮的军事参谋,而好友周抚刚好从武昌转至益州镇守,此帖便是羲之在当时 写给周抚的一封信札。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一直都為歷代鑑赏家所争相收藏,即使拥有尊贵地位的 皇帝也不例外,据说唐太宗就曾為了《兰亭集序》派人四处寻找,这些軼闻说明了后人对王羲之书 艺的重视。
《兰亭集序》呈现出行书的风格,而《远宦帖》则是王羲之书写草体的代表作品。草书约 略始於汉代,因為运笔的快速,造成线条连绵畅顺的形式特质,这些都可以在首行的“省别”及后 端的“救命”找到视觉上的印证,如果我们再将文中“平安”二字与《平安、何如、奉橘三帖》中 的表现相互比较,则更容易感受到王羲之放纵於此的笔墨特性。
《远宦帖》,亦名《省别帖》。乃王羲之草书《十七帖》中的一封书信。宋黄伯思(1079~1118)以为《十七帖》中的书信,均系写与周益州者。
按,周益州,名抚。是周访之子,与王氏累世通家,又和陶侃是儿女姻亲。(侃子瞻,娶周妩妹为妻)书信中提到“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被认为指陶侃而言。陶侃(二五七~三三二)于其晚年,即咸和五年(三三○)镇守武昌,周抚即于是时至武昌,后迁建监巴东,刺史益州。也正当庾亮、庾冀镇武昌之时。右军于咸和九年(三三二)参庾亮军事,时与周抚往还最密。故此一书信当在其前后所致周抚者。
此帖首见于《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宣和书谱》即称《远宦帖》。亦刻入《淳化阁帖》卷六;《大观帖》、《鼎帖》、《宝贤堂帖》、《澄清堂帖》(孙承泽本)均曾刻入。清道光间,叶志诜得王献之《送梨帖》,将此帖一同上石。后杨守敬又刻入其《邻苏园法帖》中。
北宋曾入大观,宣和内府,有大观、宣和诸印玺,卷首徽宗赵佶瘦金书签,上钤双龙方印,专用于古法书者。后曾入金明昌内府,及北燕张氏,后归贾似道。明时曾为秀水项元汴所藏,入清由耿会侯、安岐所递藏,曾著录于《墨缘汇观》,订为唐人钩墓本。嗣入清内府,而未钤内府收藏印,故石渠亦无著录。今藏故宫博物院,曾先后辑入故宫法书晋王羲之真迹册,《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一册影印行世。(张光宾)
释文:
省别具,足下大小问为慰。多分张.念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足下兼怀,并数问不?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余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褚摹兰亭序》卷,唐,褚遂良摹,纸本,行书,纵24cm,横88.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冯承素: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直弘文馆为招书人。唐太宗曾出王羲之《乐毅论》真迹,令冯摹以赐诸臣。冯又与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澈等人奉旨勾摹王羲之《兰亭序》数本,太宗以赐皇太子诸王,见于历代记载。时评其书“笔势精妙,萧散朴拙。”其它事迹不详。
此本用楮纸两幅拼接,纸质光洁精细。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后纸明项元汴题记:“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禊帖”,遂定为冯承素摹本。 此卷前纸13行,行距较松,后纸15行,行距趋紧,然前后左右映带,攲斜疏密,错落有致,通篇打成一片,优于其它摹本。用笔俯仰反复,笔锋尖端锐利,时出贼毫、叉笔,既保留了照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显露出自由临写的特点,摹临结合,显得自然生动,并具一定的“存真”的优点,在传世摹本中最称精美,体现了王羲之书法遒媚多姿、神情骨秀的艺术风神,为接近原迹的唐摹本。 据考,卷首“神龙”半印小玺并非唐中宗内府钤印,而是后人所添,定冯承素摹也不可信,但仍是唐以来流传有绪的古摹本。 本卷前隔水有“唐摹兰亭”四字标题,引首乾隆题“晋唐心印”四字。后纸有宋至明20家题跋、观款,钤鉴藏印180余方。其流传经过,根据各题跋、印记和记载,大致如下:南宋高宗、理宗内府、驸马都尉杨镇,元郭天锡,明内府、王济、项元汴,清陈定、季寓庸、乾隆内府。历代著录有:明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吴其贞《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顾复《平生壮观》、吴升《大观录》、阮元《石渠随笔》、《石渠宝笈·续编》等书。刻入“兰亭八柱”,列第三。
王羲之《孔侍中帖》摹本, 纸本。纵26.9厘米。6行,42字。行书。
释文:九月十七日羲之报:且因孔侍中信书,想必至。不知领军疾后问。忧悬不能须 臾忘心,故旨遣取消息。羲之报。
《法书要录》载褚遂良《右军书目》‘行书都五十八卷’第十四卷中著录。
《频有哀祸帖》与《孔侍中帖》之间空白处,钤‘延历敕定’朱文御玺三处,与《丧乱帖》等同。
日本《支那墨宝集》称:‘昔我国光明皇后,举圣武天皇之遗,献于东大寺大佛,藏正仓院。唐天宝十一年(七五二年),其中晋王羲之书拓本颇多焉。天应、延历、弘仁之间,渐复尽献于大内。奈世既德久,大半散佚,片断仅存。此所藏者,盖其一。
接帖之处,有延历御府之玺。’‘延历敕定’即是‘延历御府之玺’。延历是日本桓武天皇的年号,其元年为公元七八二年。日本学者考订《孔侍中》与《丧乱》二帖,是《东大寺献物帐》中著录的。此《献物帐》是日本圣武天皇卒后,皇后将其遗物供佛的帐目。圣武天皇卒于公元七二九年。那么,以上王羲之的书迹传到日本时,至少在七二九年以前。这是王羲之书迹传入日本最早的记载。这些书迹,被视为日本的国宝。
以后纸题跋、印章考证,此卷当为北宋米芾前临摹本。又据作品质地属楮皮纸,是宋以后方普遍使用的纸质,也可印证此为北宋摹本。全卷由两幅纸拼接,前纸19行,后纸9行,行款排列较松匀,点画用笔少锋芒,与近真的《冯摹兰亭序》(神龙本)呈鹅毛笔书写特点的风格迥异,亦和以褚摹为底本的唐摹本墨迹不同,当属于唐以后一再重摹的宋摹古本。此卷以临写为主,辅以勾描,因此书写较为流畅,亦具一定功力。 全卷有宋、元、明诸家题跋或观款,以及鉴藏印记215方,又半印4方。其中“滕中”等2方北宋印和南宋绍兴内府“绍兴”、“内府印”、“睿思东阁”等7方玉印属真,第一后纸上米芾诗题及7方钤印亦真。米芾诗后接纸上范仲淹、王尧臣、米芾等5家题词及钤印均伪,当是南宋末年所临。以后接纸上的元、明诸家题识均真,然疑是别处移来配上的。 此卷根据卷前项元汴标题“褚摹王羲之兰亭帖”,定为褚摹兰亭序。同时卷中有米芾题诗,故亦称“米芾诗题本”。 《兰亭序》原迹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所书,其妍美流便的风神,被后世视为行书的典范和楷模。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羲之书法,在得到《兰亭序》真迹后,曾命当朝书法名家褚遂良、欧阳询以及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等勾摹数本,分赐臣下,以广布扬。真迹据记载已随唐太宗殉葬昭陵。这些唐摹本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为褚遂良摹本,存世的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墨迹摹本,多属此系统,以冯摹的“神龙本”为最佳;一为欧阳询摹本,刻帖“定武本”即源自欧本,为存世最佳的石刻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