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汉字之美：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书法”学术讨论会在福建泉州举行。十四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文明互鉴中的中国书法”“中国书法的国际性及其样态”两个议题展开研讨。“文明互鉴中的中国书法”重在阐释书法在国际交流过程中的互为关系，“中国书法的国际性及其样态”则从不同文化背景入手，厘清中国书法在国际发展中的受容度及其延展性样态。
第一议题
文明互鉴中的中国书法
中国书协副主席叶培贵的报告以《殊与合：国际视野下书法研究的若干思考》为题，从“殊”的现象、“合”的契机进行切入，以雷德侯对中国书法三特性的揭示、巫鸿对“视觉文化”的思考、柯律格对文徵明社交性艺术活动的研究等为例子，简要回顾书法近百年来在以国际“艺术”学科体系为参照背景下命运的变化，进而以启功对黄金分割率的借鉴、邱振中对“源于书法”的界定、文字学和书法学领域对“线条”“笔画”的异位性使用以及“应酬”“原境”等当代艺术学重要概念在书法学领域的特殊表现、中西方执笔图式的分析等为例，指出无论是在“体”还是“理”上，都需要辩证认识中国书法与其他艺术之间的“殊”与“合”，强调对本土与异域在阐释上的差异以及可能带来的“化而合之”的新形态给予理解，并在理论研究和创造实践上适度采取不同的“殊”“合”态度，理论求“合”，实践容“殊”。
日本读卖书法会最高顾问高木圣雨在《近四十年的中日书法交流》的论题中阐述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2年间，两国的文化和经济快速发展，书法交流活动也日趋活跃。日本方面策划了很多中国古代经典书法交流活动，如吴昌硕展、赵之谦展等，以及相关书籍的出版发行。另一方面，当代中日书法作品交流展在近40年间也非常活跃。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在书法研究领域，包括历史学、思想史学、考古学研究在内的书法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相关书籍的发行数量也变得非常庞大。同时，书法家们的作品表现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非常值得关注。从宏观上看待书法史时，他认为中日书法交流是一个重要的考察点。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意]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在题为《以王羲之与达·芬奇的比较试探中国书法的世界意义》的报告中认为，从书法的文化含义和艺术含量的角度来看，书法是值得全世界关注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为更具体说明这个问题并获得西方人的普遍关注，他提出，需要把书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与西方做类比。基于对中国书法史的观察，毕罗认为中国人众所周知的王羲之（303—361）《兰亭序》和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的世界名画《蒙娜丽莎》具有同等社会价值和文化分量。探索这两幅作品的作者及其创作背景可知，中西美术之间既有鲜明的不同点也有共同点。这种比较使得中西双方更有效地认知自己和更有效地促进对方了解自己。
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松浦章在《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书法》的论题中从清代帆船与日本的海上交通这一视角来看中日之间书法的文化交流。江户时代中日贸易通过唐船驶入长崎实现，从中国输入日本的贸易品主要以砂糖、中药材、汉籍，从日本带回的主要是铜和海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至日本的汉籍中，也包含了诸多与王羲之有关的法帖。可以说，江户时代通过“唐船”从中国引进法帖，并在日本对其重新临摹翻刻，作品不断普及，从而形成了日本对王羲之书迹的热爱，也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书圣王羲之信仰”的土壤。
内蒙古大学讲师石永峰在《新中国新发现书迹域外传播》的报告中认为在中国书法史上，每一个时代的书法都体现出其独有的时代性格。而后人对前一个时代或整个中国书法史进行梳理或评价时，首先要掌握那个时代的第一手书迹材料。并且随着书迹材料的发掘和更新，无论在书法创作还是书学研究中都会有新的突破。同时，中国书迹材料的传播对域外书法风格和书法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23年，“承续：新中国新发现书法主题大展”是中国书协继“乌海论坛”“绍兴论坛”“伟业”等大型复合书法展在书法传播方面做出的有益创新和尝试。这种传播方式，即策展形式呈现出古代书迹展览与当代作品展览兼顾，作品与解读、研究并重，临帖、创作与研讨互动的新局面。
日本筑波大学教授菅野智明在《中国书法交流的双向属性》的报告中谈到，日本的书法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书法的影响，从中国传到日本的珍贵墨迹中，也有被列为日本“国宝”的作品。其中之一就是王羲之的《孔侍中帖》。然而，这个法帖被鉴定为王羲之摹本并广为人知是在近代以来的事情。当时珂罗版印刷技术的进步为《孔侍中帖》的普及做出了贡献。关于中国书法的国际传播这个课题，不仅要考虑中国对海外的传播和影响，还要以“从海外看中国”的视角进行审视。也就是说，意识到中国书法传播的双向性，在考察其价值和意义时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泉州师范学院副教授王守民以《明清时期闽台地区文士书法交流与书法东传——以琉球书法为例》为题，从明清之际闽地学人思想史与社会活动轨迹出发，以闽地文人为中心，展开闽台、琉球书风的传承与流变研究，进而寻绎琉球社会中人的思想变化、心态变化在书法活动、书法创作上的体现。以明清闽地文人书家为主线，流寓闽地琉球文士书家及其书风流变为辅线，结合现存的墨迹与石刻作品，勾勒出明清时期闽台书家及琉球书法的真实生态，进一步发掘闽台地区书法东传的路径，从而寻绎明清时期闽台地区与琉球文士书学审美观上衍化与转变的原因。聚焦琉球书法的生成发展与传播，凸显琉球在明清时期中国书法东传过程中的地位。
第二议题
中国书法的国际性及其样态
浙江大学教授白谦慎重点阐述了《中国书法在美国的过去和现状》的论题。中国书法在美国的发展和2018年去世的方闻先生有莫大的关系。从1960代开始，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培养了数位以中国书法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并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非常重要的书法收藏，举办过重要的书法展览。他的有些学生虽然没有以书法为题作博士论文，但对书法一直有兴趣，譬如说，曾在耶鲁大学长期执教的班宗华教授和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江文苇、韩文彬教授，都曾在这两所学校培养过研究书法的博士。目前，在美国高校研究中国书法的教授有倪雅梅、石慢、薛磊、阎纬天等。倪雅梅和石慢过去都带过研究书法的博士。总体来看，美国研究中国书法已经历过一轮高峰。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祁小春以《现代日本书法创作与书法研究分离现象之考察》为题介绍了清朝末年杨守敬赴日对日本书道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日本现代书法也因此拉开了帷幕。并且，以关东、关西两条路径为主线，考察近代中日书法交流，旁及日本学人赴清学习这一角度，梳理出近代中日书法交流史之源流。同时，以日本当代研究中国书法史论第一人杉村邦彦教授所创办的《書論》以及其在近代日中书法交流史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为例，并对杨守敬、罗振玉、内藤湖南等代表性人物的研究作综合论述。
中央财经大学外籍专家[日]庄村真琴在《日本书法展：书法创作在日本发展的三条主线》的报告中从日本的书法展览模式展开，着重介绍日展、每日展和读卖展这三个著名的公募展，来讨论书法创作的特色和发展趋势。从历史上看，每日展历史最悠久，到2023年已举办第74届。每日展的书风以现代风格为主，而读卖书法展则重视传统书风。日展虽然是公开征集展，但参展者大多是已经在每日展和读卖展取得了很高成就的老师们。在日本的书法领域，人们会专注于某一种书体，并专门进行创作和参展。几乎没有人会同时练习汉字书法、假名书法和篆刻作品等等。因此，大家都是持续在同一个展览中不停深耕。大家学习的方法通常是拜师学艺，然后经过夜以继日的对作品进行打磨，最终才能达到出品的要求。
北京大学副研究馆员史睿通过《杂体书的日本受容史研究》论题，谈到魏晋时期兴起的杂体书，发展于南北朝隋唐时期，至今仍有余绪。南北朝杂体书的媒材各有不同，北朝延续秦汉的金石铭刻，而南朝发展为纸面书写，大字径形态则完全一致。唐代以南朝文化为正宗，现存杂体书遗迹主要为北朝铭刻，南朝隋唐则保存于文献之中。杂体书传入日本当在唐代前期，南朝萧子良《篆隶文体》、唐韦懿《古今文字赞》等专门典籍东传日本，空海从韩方明学书之后流传益盛，今日日本看板书风仍然保留杂体书的影响。日本学者从佛教文化和书道文化两方面关注杂体书受容史，尤以空海所传飞白杂体书研究为盛。当代中日研究者也对杂体书多有关注。杂体书的文化属性涉及书法物质文化史、制度文化史、宗教文化史、博物学、铭刻学等诸多方面，亟待深入研究。
厦门大学副教授[韩]宋明信在《中国书法在韩国的发展》的发言中介绍了属于汉文化圈的古代韩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书法很早就传入韩国，并有了韩国特色的发展。过去，韩国书法的载体是汉文字，据已发掘的文物资料显示，大约公元前三世纪韩国开始使用汉字，之后汉字一直支配着韩国知识阶层的精神生活，各时代的历史与学术都用汉字来记录。1446年创造韩文字母以后，才有了韩文书法，但韩文主要在女性们之间使用。直到今天，韩国书坛的主流还是汉字书法。由于韩国与中国文化不同，韩国书法也保持着本民族特色的书法美，形成了与中国、日本相区别的韩国书风。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书法文化带有国际性，可以说是以中国为宗的东亚艺术文化。
法国国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法]幽兰（Escande Yolaine）在《中国书法的美学价值和艺术特点》的发言中讲述了其自身的书法教学经验。她的学生都是法国人，但专业各不相同，有艺术史、人文科学、哲学等等不同方向。法国学生对中国书法很感兴趣，但对中国文化相当陌生。对于他们来说，练习书法能够明白这种通过笔画进行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延伸。熊秉明先生一直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书法，所以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从这一角度延伸，可以发现中国的空间跟西方的空间很不一样，西方几何学把空间分隔开来，中国的构图却是基于空间的各种元素连接在一起。写字的时候就发现笔画之间都有关系，整个笔画最终构成一个字，这个字在一个中心里面。
浙江大学教授薛龙春在《西方汉学中的摩崖石刻研究批评》报告中分析评论了韩文彬与雷德侯两位西方汉学家的相关研究。他们都将摩崖石刻及其周边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的景观设计来对待，不过，这一研究立场往往包含了非时间、非历史的因素，而且容易将历史上累积生成的景观理解为事先的整体设计，甚或是艺术创作。发言提出一种摩崖石刻生态学的立场，认为要准确解释摩崖石刻的文字形式，我们确需将之置诸环境生态之中加以观察，需要将物质的、地理的（乃至地质的）、书刻成本的、技术媒介的因素，及其所带来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都考虑在内。此外，也需要引入时间变化的视野，古人所见可能都与今天所见不同，不能仅从视觉观看的角度来讨论摩崖石刻。